《陀思妥耶夫斯基集》第七节

本节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思想核心及其俄罗斯文学特色。

本节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思想核心及其俄罗斯文学特色。

作家长期关注知识分子的出路。1860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声明，提出“土壤派”主张：俄国知识分子应与人民群众结合，从人民精神这一“土壤”中汲取力量，建立本民族形式，并融合欧洲思想。在《罪与罚》中，他将这一理论形象化：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受西方思想影响而杀人，在索尼娅——一个虔信宗教、甘愿为继母的孩子出卖肉体的自我牺牲的化身——的感感召下，克服内心矛盾，投案自首，在宗教中获得新生，并与索尼娅相爱。这便是作家为探路者开出的药方：回归人民与宗教，奉行忍耐、博爱与自我牺牲的道德。

这一主题推进了欧洲小说，同时具有浓厚的俄罗斯特色。其一，强烈的民族激情：俄国文学传统关注民族命运，而陀氏把描写对象从“多余人”“新人”转向农奴制改革后占多数的城市普通民众，写他们的出路。其二，独特的道德体系：俄罗斯是“罪感文化”，源于拜占庭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与蒙古统治带来的苦难意识交融，形成重忏悔、重精神的道德内省传统。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确立这一传统，肯定个性自由须以责任为基础，谴责奥涅金杀死连斯基的不负责任，并塑造达吉雅娜作为俄罗斯道德理想的形象。屠格涅夫强调反省意识，托尔斯泰以“心灵的辩证法”和纯洁的道德情感著称，《复活》写主人公从麻木中复活、彼此自我牺牲。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化了这一传统，把心灵写成善恶交战的战场，《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前后灵魂的激烈争斗最终善胜于恶，比《复活》早二十多年，奠定了俄国文学内心道德内省的基础。其三，浓厚的宗教色彩：东正教的人道主义（爱邻人、同情弱者与罪人）形成俄国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传统，使其既同情人间苦难，又追求灵魂的永恒得救，表现为19世纪后期的“到民间去”运动与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