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70年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类变革》第七节

社交媒体让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产生距离，网民多为围观者，若过度看重网络民意，沉默者的利益会受损。

社交媒体让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产生距离，网民多为围观者，若过度看重网络民意，沉默者的利益会受损。互联网的“群体极化”易滋生极端观点，美国大选中候选人常靠极端言论赢得党内提名；社交媒体将人们圈定为一个个立场明确的圈子，加上篇幅限制，缺乏前因后果的极端言论在其中被加工、反复传播，而这类传播需要专业编辑能力，是普通网民不具备的。互联网以公开民主的姿态示人，看似是“现代的王小波”，实则并未反映真实社会，广大网民的沉默与不上网的贫困人群都被遮蔽。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与土地绑定、缺乏流动，社会依靠经验运转，家族中经验最丰富的老人享有至高地位。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只是君主覆灭的重复，也印证了这一地位的合理性，但《庄子》有“寿则辱”之说。近几十年老年长者的权威受到两次冲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运动是第一次，如今互联网和新技术的普及是第二次。以“人口”一词为例，农业社会中土地与人口是生产资料，人口增长须与土地负荷相适应；而今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成为主流，人被定义为“人力资源”。新技术让年轻一代成为生产主力，长者的经验资源持续贬值、地位衰落，尽管敬老传统仍在。计算机、互联网及新媒体改变了语言习惯，从“火星文”到“颜值”“细思极恐”等网络词汇渗透现实，加速了长者的边缘化；加之体力精力所限，年轻人在新平台上掌握了更多话语权。技术文明的力量不可抗拒，个人和群体在趋势面前都无可奈何。

互联网对传播产生结构性影响，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取代以印刷为基础的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依赖广告收入维持高质量内容，新媒体灵活的营收模式使其商业弱点暴露，营收下降又导致内容质量下滑，同时用户可支配时间被社交媒体挤占。以Facebook、Twitter及国内微信朋友圈、微博、新闻客户端、直播平台为代表的渠道改变了内容消费方式，传播日益个人化、分众化。2015年起报刊亭大规模拆除、邮局订刊量下降、纸媒大面积停刊，互联网的冲击分两波：第一波打击日报晚报等时效性媒体，第二波打击已网络化的传统媒体，用户不再接受统一的新闻制作样式。不过传统媒体也在电子化转型，且用户在信息噪声中仍渴望阅读职业编辑制作的严肃长文。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既是全媒体形式，又实现双向交互传播，用户可直接讨论、围观并二次传播消息，自媒体的兴起可能打破原有内容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这是电视时代仅在形式上创新所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