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中 · 第四十八节
《唐代文化中》第四十八节
本节论述啖助《春秋集注》的编纂体例与赵匡对《春秋》宗旨及“三传”的批评。
本节论述啖助《春秋集注》的编纂体例与赵匡对《春秋》宗旨及“三传”的批评。
啖助编书先定“义例”,对旧注分四种情况处理:可用则沿用,不妥则改写,说理不足则疏通,全错则删去另注,未详者据旧说。他不为集注题署姓名,理由是前贤杜预、何休、范宁作集注亦不列名,且个人新见未必前人未有,目的在于通经达意。此书与另一著作均已不存。
赵匡费时五年审阅并损益陆质、啖异整理的遗稿,另立《春秋》宗旨为“兴常典”“著权制”,即常礼违礼则讥、不违不书,非常之事则由圣人权衡褒贬;又主张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他以“针药”喻《春秋》救世之用,认为礼坏乐崩时典礼已不足恃。据此,他批评“三传”多不知宏旨大意,褒贬亦多失当。
赵匡进一步质疑《左传》作者与传授:据孔子常自比古代贤人,推断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贤者,非亲受经者;《左氏传》《国语》文体叙事皆异,非一人所成;《汉书》不载左丘明至张苍、贾谊的传授链,显系后儒杜撰。对《公羊》《谷梁》,他也认为作者与成书先后无明文可考,只能归为孔门后学,诸家传说皆属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