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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中 · 第四十七节

《唐代文化中》第四十七节

本节围绕《春秋》“三传”的成书先后、优劣得失及啖助的重编工作展开。

本节围绕《春秋》“三传”的成书先后、优劣得失及啖助的重编工作展开。

关于成书顺序,历来多认为《左传》最早,《谷梁传》次之,《公羊传》最晚。《汉书·艺文志》称左丘明亲随孔子作传,公羊、谷梁等则源于末世口说;《四库全书总目》引戴宏《序》,说明公羊氏五代家传至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等笔录成书,而《谷梁传》由谷梁俶自著,成书应早于《公羊》。桓谭《新论》则认为《左传》成于战国,后百余年谷梁赤、公羊高相继作传。汉代传播情况恰相反,《公羊》因胡毋生、董仲舒及其弟子的研习而最先盛行,《谷梁》次之,《左传》最晚才大兴。

啖助对“三传”的评价可归为两点:《公》《谷》阐发经义比《左传》严密,《谷梁》意深、《公羊》辞辨;但两传拘泥穿凿、强解日月、滥用褒贬,反不如《左传》叙事完备。他批评三传后学各守门户、互相攻击,致使读者难明《春秋》宗旨,于是另撰《春秋集传集注》,以《春秋》为纲、“三传”为辅,取舍原则是:三传文义大体相同的疏通合并,完全不同的并存,义理乖谬、浮辞巫卜之类则一概不录;选用时以《左传》为主、《公羊》为辅、《谷梁》为末,力求贯彻孔子作《春秋》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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