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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中 · 第三十一节

《唐代文化中》第三十一节

王弼、裴徽等主张“无”是万物之本源,却因儒学当时仍深入人心,不敢直言,转而借注《易》、注《论语》掩饰其“崇无”主张,颠倒孔、老本意;王弼、韩康伯所言“不用”“非数”等……

王弼、裴徽等主张“无”是万物之本源,却因儒学当时仍深入人心,不敢直言,转而借注《易》、注《论语》掩饰其“崇无”主张,颠倒孔、老本意;王弼、韩康伯所言“不用”“非数”等,皆为掩盖“无”不可言说之实。后来形成“崇无”“贵有”两派,郭象注《庄子·齐物论》提出“无不能生有,有亦不能自生”,只能归于“块然自生”“自然”“天道”,对有无先后、物种起源问题仍模棱两可,难以论定。

《周易正义》以取义为主、取象为次,既依王、韩之注,又纠正其欠周之处,引证面宽,兼收汉魏至唐初诸家解说及部分纬书,与李鼎祚《周易集解》较少重复,二书均保存了古人治《易》的珍贵材料。

《尚书正义》二十卷为孔颖达主持编撰的第二部义疏。其序言论述《尚书》的形成、今古文之争及历代注释情况,骈文铺陈,但叙述有欠准确之处。孔氏不分今古、不辨真伪,将诸本合编作疏,虽有保存文献之功,亦失于分辨。他多采刘焯、刘炫之说,同时指出刘焯穿凿附会、诡造新见,刘炫删繁过简、改易旧义、文辞浮华,二人得失参半。孔氏宗旨在于考定是非、削繁增简、必据旧闻,不敢臆说。清人阮元指出《尚书正义》所存二刘原文不多,疑经后人窜改,原貌已难复睹。文中并举《皋陶谟》“赞赞襄哉”一句为例,说明孔氏不取二刘释“襄”为“因”之说,而从王肃、郑玄等释为“赞同帝德、畅所欲言”,以证一字之训关系义理准确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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