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曲概论》第五章：宋词长调的结构和声韵安排

历来把宋词分为令、引、近、慢，或按字数分小令、中调、长调，其实这些名称原本是音乐性质的区别，不是篇幅长短之分。

历来把宋词分为令、引、近、慢，或按字数分小令、中调、长调，其实这些名称原本是音乐性质的区别，不是篇幅长短之分。慢曲、引、近等都是宋代的清唱曲子，有的出自民间，有的由教坊翻造，有的从大曲、法曲中截取一段独立使用。张炎《词源》把慢曲不过百馀字，而《八声甘州》九十七字、《念奴娇》又名《百字令》，都说明这些名目只关乎曲调性质。曲谱散亡后，哪些是急曲、哪些是慢调已难查考，甚至标了"慢"字的作品内部也有抑扬缓急之别。因此研究长调（此处指九十字以上的《八声甘州》到二百四十字的《莺啼序》），只能从整阕的声韵安排与章法句法入手，看哪些调子适宜表达哪类思想感情，归根到底仍是"奇偶相生""轻重相权"两条法则的灵活运用。

长调的作法与小令不同，声韵与篇章更复杂严密。张炎论作慢词，须先择曲名（选调）、再选韵部（选韵）、预作安排（布局），三者须全面考虑。就布局而言，偶句多的调子宜写雍容缠绵之情，奇句多的宜写曲折凄壮之境。苏轼、辛弃疾、刘克庄的《沁园春》偶句多、领字振起，宜抒豪迈襟抱；张耒《风流子》偶句虽多，但句脚平仄过于和谐，格局宽展而转换乏力，只宜写柔情。柳永、苏轼、辛弃疾、吴文英的《八声甘州》奇多于偶，句法参差、去声领字逆入，宜表达激壮苍凉，但苏辛派对音律不够严密。柳永《玉蝴蝶》奇偶相当，宜写伤离念远。《六州歌头》多用三言短句，构成紧张激越的格局，本宜豪壮，但选韵不同则声情大变：贺铸用东钟部兼协三声最吻合，张孝祥用庚青部稍逊，刘过用韵太杂且有哑声，辛弃疾用鱼模部、韩元吉用支思部则情调转为衰飒，可见选调选韵须兼顾并重。

平韵长调如晁端礼《鸭头绿》句式参互、音节抑扬骀荡，柳永《戚氏》三叠格局各异、拗句与和谐句相错，都体现"奇偶相生"与开阖变化。平仄韵互协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苏轼《醉翁操》全用平韵而夹一仄韵"怨"字稍振和平之音；周邦彦《渡江云》全篇无拗句，过片兼协一仄韵"下"字以振精神；韩元吉、贺铸的《水调歌头》在平韵中夹协或递协仄韵，增强劲峭激越之声；苏轼《哨遍》平仄各有固定韵位，随情感轻重缓急调剂；史达祖《换巢鸾凤》前片协平、结句转仄、下片全仄，宜表达由悲转喜的柔情。这些例子都说明，作好一首长调，选调、选韵、布局三者必须统筹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