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断的近代化：晚清探隐》第三十八节

本节论述民国政党政治的背景与革命党海外筹款的实况。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与袁世凯就临时政府建都地点角力。

本节论述民国政党政治的背景与革命党海外筹款的实况。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与袁世凯就临时政府建都地点角力。南京临时参议院先表决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震怒，吴玉章奉命动员革命党议员，当日将决议改为设于南京。袁世凯随后制造兵变、借列强施压，参议院又通过准其在北京就职的决议。作者认为，这种反复说明西方政党政治移植中国后已变形，陈其美对孙中山的绝对服从亦非现代政党关系；蒋介石主政后更抬高陈其美，以树立对领袖绝对服从的典型，靠神化领袖而非政纲维系党，国民党因而并非现代政党。

作者转而考察孙中山的海外动员。华侨捐助革命留下不少佳话，但实际筹款充满波折。革命党筹款方式有收会费、募捐、发行债券，并以高额回报和优先权利作激励，然而募捐常遭冷遇，芝加哥之行原定两万元港币仅得三千元；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后，退往新加坡的军人一度断粮，孙中山向华侨林义顺求援，靠张永福安排军人开石才平息。

作者借学者王赓武的观点解释筹款困难：一是保皇派与革命党争夺华侨，康、梁身为广府书香子弟，工商界多支持他们；二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多为下层劳工，自顾不暇。孙中山在檀香山与保皇派争夺支持，并怒斥梁启超借革命之名敛财，但因梁刚募过捐，他仅得两千余元。作者进一步指出，工商界不支持革命还出于现实算计：保皇派失势或属暂时，而革命风险太大，南洋富商陆佑便推说待有成功把握再助饷。正因难通上层，革命党转而联络会党、运动中下层，孙中山1904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也应置于此背景下理解。零星捐献积少成多，但总额无权威统计；媒体称1894年至1912年华侨捐款达一千万港元，台湾学者蒋永敬则专研前十次起义经费，其中1911年黄花岗之役是唯一有收支报告的一次，共支出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六元，有案可稽的捐款来自南洋、美洲、暹罗、安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