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断的近代化：晚清探隐》第二十一节

同文馆开办之初面临师资困境，洋教员多是在本国谋不到差事的人，学问不足，往往借教书之便先学中文，学成后即调往海关，对功课并不上心。

同文馆开办之初面临师资困境，洋教员多是在本国谋不到差事的人，学问不足，往往借教书之便先学中文，学成后即调往海关，对功课并不上心。首任总教习欧礼斐改学生英文试卷十分吃力。光绪八九年间，军机处需俄文翻译，从同文馆选送七名学生应试，学过十三年俄文者竟连字母都认不全，军机处发文严加申饬，总理衙门这才提议整顿。

此后同文馆渐有起色，1870年后师生译出西书五种，其中包括《拿破仑法典》。学者熊月之把改进归因于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选送优秀学生，数学家李善兰任教，以及丁韪良任总教习后的改革；作者认为更根本的是社会风气渐开，想入学的人多到需要考试选拔。不过，同文馆最终只培养出几个译员和外交官，未能造就精通西学的人才，学生自比"会说外语的鹦鹉"。作者认为，考虑到当时招生的种种怪象，能有此结果已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