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体流变》第七节

本节先论乐府新辞的发展：汉至唐诗人沿用乐府旧题写作，题材现实、语言通俗，可见诗体对内容的制约；又有诗人自创歌行，发扬其传统。

本节先论乐府新辞的发展：汉至唐诗人沿用乐府旧题写作，题材现实、语言通俗，可见诗体对内容的制约；又有诗人自创歌行，发扬其传统。杜甫以“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方法写出“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创造性地继承乐府精神而不为古题所限，如《无家别》可与汉魏《十五从军征》参看。元稹、白居易继而作《新乐府》，李绅首创新题，元稹和作十二首，白居易写五十首，此前白居易的《秦中吟》已属新题乐府。白居易提出“讽谕诗”主张，要求诗歌为时为事而作，语言质直、事核实、体顺易歌，把新题乐府作为讽谕诗专用诗体，影响直至晚清黄遵宪的《台湾行》等作，乐府与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渐成同义。

后半部分论述七言诗的起源与成熟：七言诗可能早于五言而成熟较晚，其形成与楚歌直接相关。汉初楚歌盛行，刘邦《大风歌》、赵王刘友绝命歌、汉武帝《秋风辞》皆为楚歌体，句中多加“兮”字。《柏梁诗》相传为武帝与群臣联句，句句押韵一韵到底，称“柏梁体”，其真伪历来有争议。整个汉代仍以楚歌体为主，七言尚在酝酿阶段，乌孙公主《悲愁歌》、少帝刘辩《悲歌》皆是。《吴越春秋》所载渔父歌、《采葛妇歌》、《河梁歌》等七言歌辞，句句用韵，是楚歌与柏梁体结合的产物。后汉张衡《四愁诗》四章，首句用“兮”，余为整齐七言，句句用韵，分咏四方，兼取《诗经》与楚歌之长，经文人锤炼，许学夷称其为七言之祖，下开曹丕《燕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