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体流变 · 第四节
《中国诗体流变》第四节
本节提出关于楚辞体制的几点看法:楚辞形式多样,《橘颂》近《诗经》四言,《离骚》开汉赋先声,不能一概视作带“兮”字的长句。
本节提出关于楚辞体制的几点看法:楚辞形式多样,《橘颂》近《诗经》四言,《离骚》开汉赋先声,不能一概视作带“兮”字的长句。《九歌》最近民歌,而《孺子歌》《越人歌》《徐人歌》的时代或句式均有疑问;“兮”字置句中、每句押韵是先秦歌谣通例,《采薇歌》《易水歌》《弹铗歌》可作印证,说明楚歌体不限于楚地。汉初刘邦《大风歌》、项羽《垓下歌》仍是楚歌代表,可见楚歌源自民歌而非《九歌》影响。楚歌大量出现七言句,其中“兮”字无实义、可省,形成三字节奏,为七言诗奠定基础;“兮”字消失后即成三言或三三七句式。上四下三的八言句省去“兮”字便是七言,这类句式又与五言句相关。楚辞是诗与赋之间的过渡形态。
随后论及赋。赋为诗之变体,与楚辞关系密切,按现存作品可分四类:一为骚体,以《离骚》及汉人模拟之作如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二为骈体,汉大赋渐趋骈偶,魏晋成骈赋,四六言对仗源于《九歌》《离骚》,代表作有司马相如《子虚赋》、左思《蜀都赋》,唐代又发展出科举用的律赋;三为散文体(文赋),源于《卜居》《渔父》,宋玉《风赋》为代表,多用问答体,另有“七”体、解嘲体等,魏晋演为通俗叙事赋,宋代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是其代表;四为杂赋,以题材分类,多已亡佚,可据荀子《成相篇》参证,其名源于劳动歌唱的送杵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