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水无香》第十二章：明清印学的南北宗问题

明清印学借用了董其昌等人的绘画南北宗说，围绕浙派与徽派的消长展开，核心是“露与藏”“巧与拙”之争，实质是“天工”与“人趣”的取向问题。

明清印学借用了董其昌等人的绘画南北宗说，围绕浙派与徽派的消长展开，核心是“露与藏”“巧与拙”之争，实质是“天工”与“人趣”的取向问题。

其一，明末印人朱简在《印经》中首倡印学南北宗。他以文彭为印学之祖，认为文彭重精神气质（南宗），何震重形式工巧（北宗），二人虽同出秦汉却“趣异轨同”。朱简首次区分“工人之印”与“文人之印”：前者唯法度技巧是取，后者讲究天趣流动。他还提出以刀法传笔意的四品说，强调笔意是心灵的载体，并以草篆入印、创碎刀短切法，形成一疾一涩的独特刀法，改变了文人印的发展道路。

其二，清代浙派以南宗自居。黄易在印款中明确说“文何南宗，穆倩北宗”，并非指地域，而是以南宗禅和南宗画为印学理想，追求“士气”，具体表现为妙悟、优雅、逸气和重心灵表达。但浙派对徽派的批评主要有三：一斥何震、程邃以古文奇字入印，装饰性强，失之奇诡；二斥其人俗气，出入官府，格调不高；三斥其印风刚硬猛利，不合淡逸平和之旨。

其三，赵之谦提出“浙宗巧入，徽宗拙入”，以巧拙为标准为浙派分高下：丁敬忘巧拙为最高，蒋仁拙多巧少，陈豫钟巧拙各半，陈鸿寿巧多拙少，赵之琛最下。他崇拙抑巧，认为徽派自程邃以来能以拙为法，而吴让之反为浙宗之巧所迷。魏锡曾则主张南北兼容，认为文彭本浑含南北，浙派重意忽文、徽派重文忽意，惟有合二家之长方能振兴印坛。

值得注意的是，浙派虽以拙相标榜，后学却渐露刻画之弊：陈鸿寿线条有肉无骨，赵之琛、钱松等方折峻利、锋芒毕露，反落入工巧刻露的窠臼，与徽派的毛病如出一辙。赵之谦临别赠言称“古印有笔又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指出浙派后进丢掉笔墨、只在刀石形式上用功，是此派衰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