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九十六节

本节论述美国民主的暴政为何只作用于精神而不折磨身体，以及法学家精神如何成为民主的平衡力量。

本节论述美国民主的暴政为何只作用于精神而不折磨身体，以及法学家精神如何成为民主的平衡力量。

首先，多数的暴政之所以不施加肉体摧残，一是因为它由多数而非个人实施，无法像君主那样孤立、嘲讽对手，只能诉诸精神压迫；二是因为风俗趋于宽容，专制也变得更精巧理智。同时，民主最大的道德危害是使奉承风气弥漫，民主共和国里的奉承者众多，只是身份更为粗俗。美国获取真相的途径仅有借鉴外国经验和自身实践两条。政府毁灭的原因有二：权力不足（如第一联盟）与权力未被充分利用（即暴政），后者是美国共和政体的隐患。

其次，美国缺少行政集权。全国多数虽有专制的本能，却只拥有政府集权而无行政集权，中央政府只管少数重大事务，不插手社会细节。多数要贯彻意志，必须依靠并不完全受其控制的地方官员，城镇和郡县的行政机构如同暗礁，削弱或改变了民意的流向，使自由在执行环节获得庇护。作者指出，若一个曾有行政集权传统的国家建立此类民主，其专制将比欧洲君主国更难忍受。

最后，法学家精神是民主的平衡力。法学家因职业习惯而崇尚秩序、规范与规则联系，反感革命激情；判例法国家的法学家还格外重视先例。专业知识使他们形成独立的特权阶层，养成了类似贵族的兴趣与习性，蔑视群众判断。不过，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仍支配他们：当法学家在政界无法获得相应地位时，会成为革命的活跃分子（如1789年的法国）；若位高权重、无人压制，他们则极为保守、反民主。在英美，法学家是唯一与民主因素结合的贵族因素，其精神渗入立法、行政机构，并使人民本身也带有行政官员的某些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