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第四十节

1969年，中、美、苏三方都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迹象：中国认为苏联威胁更大，美国希望借助与中国接近来牵制苏联并摆脱越南战争，尼克松早在1967年就主张不应把中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

1969年，中、美、苏三方都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迹象：中国认为苏联威胁更大，美国希望借助与中国接近来牵制苏联并摆脱越南战争，尼克松早在1967年就主张不应把中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毛泽东则授意媒体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但要真正实现峰会，三国国内都必须先完成权力格局的调整，让强硬派失势。

尼克松以现实主义者自居，主张美国应接受世界权力趋于均衡，提出“尼克松主义”，并宣布美国进入“谈判的时代”。他认为外交政策必须由强势总统主导，因此上台后极力集中权力、对政策保密，任命威廉·罗杰斯为国务卿只是掩护，实际倚重的是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一位从纳粹德国逃亡、研究地缘政治的哈佛学者。两人性格迥异、彼此猜疑，却都主张把外交大权收归白宫。就职当天，基辛格起草备忘录确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地位；2月17日，两人绕过国务院，直接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建立秘密会晤渠道，地点常选在白宫地图室。这条渠道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却把国务院、国防部和美国驻苏大使排除在外，代价高昂。

与此同时，苏联正处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组成的“三驾马车”中，柯西金起初主导外交并主张缓和以利经济，波德戈尔内是强硬派，勃列日涅夫则借书记处扩张势力，逐渐在外交上挑战柯西金，成为缓和政策的代表，同时还要防范强硬派。各方都在为1970年党代会重新排位而谋划。尼克松建立秘密渠道之时，正值苏联这场微妙的权力博弈进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