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第三十九节

本节内容苏联对1961年维也纳会议的评价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发生逆转，最初对赫鲁晓夫压倒肯尼迪的得意，变为承认对峙把肯尼迪逼入绝境，最终招致1962年的反击和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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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1961年维也纳会议的评价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发生逆转，最初对赫鲁晓夫压倒肯尼迪的得意，变为承认对峙把肯尼迪逼入绝境，最终招致1962年的反击和羞辱。这场峰会与慕尼黑会议形成对照，暴露出虚张声势的危害与局限：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此后着力扩充导弹力量，只求态度坚决而不再威吓。对美国而言，维也纳会议印证了峰会外交冒险且事与愿违；对苏联而言，教训与肯尼迪从张伯伦处所学一致——谈判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此后十年，双方再未郑重召开峰会。

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与勃列日涅夫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及经济、社会合作协议，成为冷战中最富成效的峰会，但缓和的期望很快破灭。尼克松上任之初便对仓促峰会持悲观态度，他面临越战泥潭与苏联核武库扩张的双重压力：50万美军深陷越南，通货膨胀削弱美元；他一面批准秘密轰炸柬埔寨，一面提出“联动”原则，以军控让步换取对方在越南问题上的配合。而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数量上已超美国，双方差距以月为单位缩小，反弹道导弹与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又动摇恐怖平衡。苏联自身则受困于低效的计划经济、歉收和对西方技术的需求，因而有削减军备之需。中苏关系同时恶化：中国发展核武、发动“文化大革命”，1969年乌苏里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苏联甚至谋划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双方在边界陈兵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