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第三十四节

本节围绕梳妆楼元墓的性质与墓主身份展开。1999年冬发掘确认梳妆楼是墓上享堂，墓中为一夫二妻的独木棺葬，随葬品仅存腐烂丝袍和鎏金银带钩。

本节围绕梳妆楼元墓的性质与墓主身份展开。

1999年冬发掘确认梳妆楼是墓上享堂，墓中为一夫二妻的独木棺葬，随葬品仅存腐烂丝袍和鎏金银带钩。从碎石中找到的神道碑残石上有"襄阔里吉思"等字样，据此推定墓主名阔里吉思。作者先由蒙古、鲜卑等游牧民族消抹墓葬痕迹的习俗，引出神道碑残破的原因：周良霄引《明史·王英传》，指出永乐帝北征时曾命人把刻有蒙古人名字的碑石击碎沉河，以免日后成为蒙古人索地的依据；梳妆楼碑刻同理难逃此劫。作者进而指出，争夺领土往往要靠制造和销毁史料来争夺历史叙述。

关于墓主究竟是哪个阔里吉思，发掘者认定为《元史》有传的汪古部首领、追封高唐忠献王和赵王的阔里吉思，其娶两位公主的经历与墓中二妻棺木相合，媒体一度当作定论。林梅村则依据独木棺葬、伊斯兰拱北式地面建筑及察罕脑儿封地，主张墓主是忽必烈之孙阿难答；但这些理由经不起推敲——独木棺并非皇室专用，建筑式样不足以定宗教，察罕脑儿是常见湖名且伯希已考证其不在沽源。赵琦与周良霄另撰文论证墓主是被元顺帝追封晋宁王、谥忠襄的大臣阔儿吉思，即元武宗的亲信怯薛，曾护送明宗西走、后受顺帝重用；周良霄还指出残碑"襄"字当是谥号，与"忠献"不合。2013年黄可佳提出新说，认为墓主可能是景教学者爱薛之子，他批评"襄"字若为谥号应作"晋宁忠襄王"，但其将墓主系于爱薛之子尚缺证据，也难以解释以该墓为中心的家族墓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