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话》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讲戏剧。作者认为，心思多、爱计较的人会把生活变成手段，情绪被压住，生活阴冷涩滞；越文明越如此，所以将来越需要戏剧来调剂生活、培养心情。

第十三节讲戏剧。作者认为，心思多、爱计较的人会把生活变成手段，情绪被压住，生活阴冷涩滞；越文明越如此，所以将来越需要戏剧来调剂生活、培养心情。他把中国的礼乐比作唱戏——人置身戏中而不自知。他重歌剧轻话剧，认为话剧理智多于情感、太贴近现实；西洋理智发达故多话剧，中国情感发达故多歌剧。他始终没看过满意的戏剧：看蒲伯英创办的人艺戏剧专校公演的《阔人的孝道》，不满足；与张竞生同看俄国旅行剧团的歌剧，因粗野难看中途退场。

谈音乐一节，作者对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后自费赴欧留学近十年，近年专研音乐）在法国去世表示悼惜。他认为音乐能变化心理、激励人格，中国复兴有待礼乐复兴，盼有音乐人才出现，并引朋友卫西琴（卫中）关于听觉最高等、与心最近、最能影响人格之说。但他自己没经历过一次好的音乐：卫西琴据《永乐大典》传下的乐谱为《诗经》谱曲并训练学生演奏，他因学生难凑合未听到；听过卫西琴脱衣、遮身、在暗光中演奏贝多芬，声调强烈勇猛，他因心境平和而觉得接不上、得不到满足，至今未发现伟大的音乐天才。

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一节，作者对某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一笑置之，曾在济南座谈会上提出批评：一是宣言把“文化”宽（含政治经济制度）狭（仅学术文艺）两种用法混用；二是主张不必标举中国本位，不存成见，事实结果自然落到中国本位。他引罗素《中国之问题》中以文化问题为重之说，认为其心好而其计不当——中国问题本是混整的一个，政治、经济、出路皆由固有文化的历史背景所规定，新办法必含文化新成分，也必为过去民族文化史所决定，并容纳固有长处。他自称研究中国问题时只求政治经济两关如何做得通，脑中本无“民族精神”“东方文化”之类成见，故主张只在事实上求办法，不必另悬文化标准，否则讨论窒碍，实际问题反不得解决。

中西学术之不同一节，作者说自己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以自然为宗、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这是中国的路数；儒家道家皆以生命为根本，孟子一派尤然，只求发挥本性、充实原有可能性。他由佛学转入儒家，得门于明儒王心斋对自然的称颂；后与西洋思想印证，最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代表为柏格森，说理痛快透彻；詹姆斯、杜威也得力于生命观念。他强调真学问家必有根本观念与独到方法，结论并不重要。另一帮助是读医书，所悟仍是生命：恢复健康全靠生命自身力量，药物有限，用得合适才开得出生命力，用之不当反妨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