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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 第四十七节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第四十七节

唐代咏鸟诗在数量和深度上都远超前代,大体分两种情形:一是知其意而未定其词形,如鹧鸪、杜鹃;二是已掌握词形却未成专篇,如布谷、提壶。

唐代咏鸟诗在数量和深度上都远超前代,大体分两种情形:一是知其意而未定其词形,如鹧鸪、杜鹃;二是已掌握词形却未成专篇,如布谷、提壶。

鹧鸪诗入唐后骤增百余篇,教坊曲《山鹧鸪》的流行推波助澜,多数相关诗作写的其实是听曲而非鸟本身。唐人不断为其鸣声尝试新的拟音词,从钱起的“格磔”、韩愈的“钩辀”到韦庄的“懊恼泽家”,但均难索解。因该曲调基调愁怨,又多与潇湘意象相联,唐人笔下的鹧鸪几乎都寄托旅愁、离愁、怀人之愁,如郑谷、李嘉祐、韩愈等人之作。宋人后来把鹧鸪鸣声破译为“行不得也”,而唐诗中早已普遍暗含此意,可见唐人对鹧鸪的运用已达到宋代水平。

杜鹃自汉魏起便以望帝传说奠定哀怨形象,唐人几乎一律借其啼哭抒愁,且多写夜啼,经李白渲染后“杜鹃夜鸣悲”成为定式。为避重复,唐人常用别名“子规”,并因“规”“归”谐音,自王维、李白起把啼声读作劝归之意,此后送别、行旅、写景、抒情乃至闺怨诗中普遍出现“归”的主题。元稹更进一步,径以“思归”代“子规”,写下《西州院》《思归乐》,白居易作《和〈思归乐〉》相呼应。钱锺书认为这两首才是禽言诗的真正开端,但诗中鸟鸣究竟自呼“思归”还是“思归乐”,名称难以确定,与后世禽言诗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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