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民国》第四十一节

牛汉先生去世后，作者回忆与他的交往，并叙述其生平。牛汉是第一个被捕的"胡风分子"，被认为是要他揭发胡风。

牛汉先生去世后，作者回忆与他的交往，并叙述其生平。牛汉是第一个被捕的"胡风分子"，被认为是要他揭发胡风。他与胡风解放后才相识，常去胡家，但未参与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在一次聚会中，芦甸对胡风大加推崇，牛汉不以为然提前退席，此举可能被汇报，导致他第一个被抓。但他没有揭发任何人，还在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为胡风辩护，未说完就被推下台。胡风去世前评价牛汉"没有出卖过任何人"；牛汉晚年则以六个"大"形容胡风。1978年他从萧军处得到胡风成都地址，寄去《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胡风立即回信。

牛汉为人诚挚严肃，不苟且不逃避。他不吸烟不饮酒，晚年爱吃糖，因一生苦涩太多。流亡、监禁、劳改中什么重活都干过，曾在干校拉大车，曝晒一夏揭下脊背人皮。绝望时诗拯救了他，干校一带的山水草木参与了他生命的重塑，他最好的诗文都孕育于此。作者最后说，牛汉走了，诗文还在，这是安慰。

清华女生魏蓁一从"一二·九"运动走上革命道路，晚年以《思痛录》闻名，即韦君宜。她家境优渥，父亲是留日老生，她天资聪颖，考入清华，是冯友兰器重的学生、常在校刊发文的才女。与她相比，电影《青春之志》中的林道静身世坎坷；而林的丈夫余永泽（原型据说是张中行）所走的埋头学问之路，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也颇具代表性。海外同学曾说真正出色的都投奔了共产党，韦君宜认同此说。她父亲要送她赴美深造，她却义无反顾去了延安——她投身革命纯为信仰，不像林道静还有家庭出走的动因。

入学之初韦君宜念女校，见男同学不敢说话。1934年底她被拉入现代座谈会哲学组，认识了蒋南翔——一个穿蓝布大褂、其貌不扬却循循善诱的高年级学生，正是他打消了她对男生的戒心，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蒋南翔是"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作者，当时其党员身份还不为人知。他领着小组学辩证法唯物论，又带六个进步女生每周学《中国大革命史》。1935年，19岁的韦君宜在《清华周刊》发表理论文章，又撰文奚落蒋介石《革命哲学》及其"新生活运动"，笔锋健锐。"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她已成骨干。

恋爱方面，同系的杨述给她留条，称她"兄"，说愿她显出"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让她感到被当作同志尊重，也觉得这人迂。杨述曾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后来文章越写越谨慎。韦君宜1937年发表《我们能恋爱吗》，主张救亡第一，恋爱即被丘比特俘虏。"一二·九"后民先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组织读书、露营，她回忆那段岁月是认真关系民族存亡的斗争，绝非随便谈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