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民国》第三十五节

拨乱反正后，国家为高级知识分子盖了高知楼，端木蕻良、韦君宜、胡风、丁玲、曹禺等人分住前门和木樨地两处。

拨乱反正后，国家为高级知识分子盖了高知楼，端木蕻良、韦君宜、胡风、丁玲、曹禺等人分住前门和木樨地两处。作者90年代走访时，丁玲、胡风已逝。陈明仍在为丁玲整理出版、撰文辩诬；梅志待人直率诚恳。暮年曹禺体态虚胖、神情略显空洞，唯谈及年轻时写《雷雨》的激情才瞬间焕发神采——他最重要的剧本都完成于那段黄金时代。

开国之初，诗人们齐声歌唱领袖与新时代，颂歌成为诗坛主旋律，但唱颂歌者也会挨批。胡风的颂诗《时间开始了》被臧克家、黄药眠批为缺乏群众观点、夹杂个人牢骚；国统区作家出身成了"谁来写"的原罪。卞之琳的《天安门四重奏》因晦涩遭读者批评，他撰文检讨自己对新时代读众估计不足。沙鸥写讽刺诗《驴大夫》也被迫检讨"政策观点错乱"。田间等诗人公开表态被《讲话》改造，斯大林逝世时诗人们整齐发表悼诗，无一丝杂音。工农兵诗人王老九被树为典型，其实是记者手把手帮写。茅盾在二次文代会上预言社会主义文学将依靠工农作家队伍成长，实质上把1949年前的老作家都排除在外。卞之琳改写通俗民歌体，沙鸥的讽刺对象转向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胡风则固执己见，问题很快升级为政治问题。何其芳在讲座中正经讲"什么是诗"，抱怨好诗太少，并撰文维护五四白话新诗传统，冯至也有类似表达。开国初四年出版诗集159种，但能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

小说家各有独特的艺术世界。汪曾祺小说常以高邮、西南联大、农科所、京剧院为背景：高邮故乡赋予其作品鲜明的风物特质；西南联大给予他现代眼光与写作技艺；50年代末戴"右派"帽子下放农科所，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文革"中被调去写《沙家浜》《杜鹃山》等样板戏，但他始终未被政治喧嚣溺惑，写作始终亲近民间风习、日常生活与悠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