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老北京》第九章：把感觉留住

2006年，作者在紫禁城目睹故宫与纽约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签约，斥资一千五百万美元修复倦勤斋、建福宫花园等皇家建筑；香港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也在修复建福宫。

2006年，作者在紫禁城目睹故宫与纽约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签约，斥资一千五百万美元修复倦勤斋、建福宫花园等皇家建筑；香港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也在修复建福宫。作者由此对比：一边是耗巨资修复后仅供VIP使用的宫殿，一边是七十岁的邻居杨阿姨独自用焦油纸修补漏雨的四合院屋顶。作者指出，中国式的修复往往把老建筑翻新得簇新，或干脆拆掉重建，让人看不出新旧之别；建筑师张永和认为，中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理解文物保护，因为中国建筑材料两千年几乎不变，人们分不清旧与新。2000至2003年北京投入三十亿元修缮古迹，钟鼓楼、菖蒲河、烟袋斜街等相继修复，但保护单栋建筑容易，保护整片胡同社区和其中无形的社会结构却极难。

作者常去的廊坊二条是北京老字号餐馆最密集的胡同，明初按行业聚居成街，窄巷、灰砖小楼如同露天博物馆。2006年墙上贴出拆迁布告后，人们不是抗议拆房，而是哀悼即将关门的老字号，爆肚冯、小肠陈等店前排起长队。作者进而列举全球现象：首尔的韩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老社区、阿姆斯特丹、开罗、新加坡、雅典、纽约、京都、罗马、伊斯坦布尔、北京都在自我拆除；巴黎的奥斯曼男爵曾拆毁中世纪街区拓宽道路，其做法曾被北京媒体称许，但他未经公众参与、后因花费和腐败被解职。作者比较巴黎与北京：巴黎老建筑多属公共用途，市民有主人翁意识，政府也倾听民意；北京旧城本是帝制的象征，功能早已丧失，土地归政府所有，居民无从参与。阿姆斯特丹成立城市修复公司低价返租老房，维也纳、巴黎马莱区也由市政拨款修补。

作者又走访其他城市：丽江地震重建后获世界遗产称号，游客暴增使老城变味，当地政府与全球遗产基金会合作修复民居并编制保护计划；泉州的大学团队把居民参与写入法规；河内老城区按行业命名的三十六条街尚存，历史学家黎文朗担忧2010年建城千年时老城已不存，多国出资修复管式住宅且禁止改建成客栈，当地学生虽嫌老城拥挤破旧却深感自豪，人力三轮车和河粉得以保留；老挝琅勃拉邦的“遗产之家”提供设计图纸帮业主按传统翻新，但费用自负、无力阻止钢筋水泥重建，旅游业既带来资金也带来“迪士尼化”风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请规划师威斯特恩多夫为北京起草减损方案，未获回应；2005年的环城会议没有政策制定者出席，保护者丁艾指出房地产产业链不打破，理论无济于事。最终，韩先生夫妇经营的手机维修小店在拆迁中关闭，两人失业；老字号餐馆搬进后海仿古美食广场。作者引崔健的话说，人们只把胡同当成房地产交易，没人会为此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