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第四十一节
《左传》与《公羊传》同写赵盾弑君一事,细节却大相径庭,可见同一事件在不同传闻渠道中被演绎,而《左传》作者的时代也因此屡受质疑。
《左传》与《公羊传》同写赵盾弑君一事,细节却大相径庭,可见同一事件在不同传闻渠道中被演绎,而《左传》作者的时代也因此屡受质疑。《公羊传》的叙事正邪分明:晋灵公无道,赵盾仁义,但史官仍把弑君之罪记在赵盾头上,理由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这一命题可追溯至汉代辕固与黄生关于汤武受命的争论——帽子破了也得戴在头上,鞋子新也只能穿在脚上,上下之分不可乱。景帝以"不言汤武受命"设为学术禁区,回避了这一难题。但相比孔子"君君臣臣"的相互性、孟子赞成废黜无道之君的主张,"臣不可以不臣"实为顺应新时代的修正。
《春秋》判是非看动机而非结果,即"原心定罪"。《穀梁传》借董狐之口解释赵盾之罪:劝阻无效便出逃,逃而不远,国君被杀后既不惩凶也不远避,说明他与赵穿心意相同;史官记事以"志同则书同"为原则,凡意愿相同者以同一文辞记载。这种做法被孔子誉为"书法不隐",成为后世秉笔直书的传统,但古人所谓直书与现代实录并不相同。
然而按此标准,赵盾并无弑君动机,问题依然存在。《公羊传》体例中,弑君者此后不应再出现于《春秋》,可赵盾在宣公六年又出现了,这该如何解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着力弥合这一矛盾:他以许世子进药为类比,认为赵盾之罪在于未出境、未惩凶,如同为子者未尝药,虽非存心弑君,仍须担责;《春秋》"责备贤者",因为贤人之过能警醒世人,而"矫枉须过正"。这表明《春秋》写赵盾弑君并非陈述事实或褒贬个人,而是树立王法标准,如韩愈所言"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历代儒者对赵盾是否真弑其君争论不休:欧阳修以为实弑,苏轼疑其暗中指使,清代钱谦益则以严密推理断言赵盾必知弑君之谋,是背后主谋。"诛心"之说自汉至清贯彻于社会生活,好处是无心之失易获原谅,弊端是缺乏确切标准,易将能力或环境问题误判为道德问题。王守仁"知行合一"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另一层意义的诛心。《诗》学中也有类似例证:卫懿公之女自主择婿,高子以为违正道,孟子却认可其诗入选《诗经》,因为女子考虑的是国家安危——齐大国近,许小国远,嫁许则卫国有难无人能助,动机纯正,行为便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