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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 · 第二十八节

《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十八节

庄公探知太叔起兵日期,派公子吕率二百乘战车攻打京地,太叔接连逃往鄢、共,成为流亡者。

庄公探知太叔起兵日期,派公子吕率二百乘战车攻打京地,太叔接连逃往鄢、共,成为流亡者。《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逐字解释了称“段”不称“弟”、称“克”、称“郑伯”、不称“出奔”的笔法用意。事后庄公把母亲姜氏安置在城颍,发誓不到黄泉不相见,不久便后悔。颍考叔借献食之机,以自己留给母亲吃肉为引,让庄公吐露悔意,又建议掘地见泉、在地道中与母相见,母子二人作赋相和,重归于好。君子称颍考叔为纯孝。

随后文章转入郑国史事。郑桓公友为周厉王之子,宣王时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一带),本为王子采邑,因任王卿士而称公,郑姓即源于此,一说也与殷商郑族有关。桓公任周幽王司徒,见西周气数将尽,向史伯问避难之策。史伯指出楚、齐、秦、晋皆不可招惹,唯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安全,当地只有东虢、郐两国国君骄惰贪利,可借口寄存家财,待其背叛时以成周之师讨灭,再收周边八邑立国。文章由此论述古人重生存轻领土的观念:祖国的核心是宗庙神灵而非土地,古希腊、罗马同样如此,放逐的实质是剥夺祭祀权利。郑桓公依计东迁殖民,先在十邑边鄙开垦建邑,为灭虢、郐做准备。顾炎武以《诗经·十月之交》中皇父搬家为例,斥此等自谋退路之举为国势不可救药之兆,并比附晋代王衍的“狡兔三窟”;阮元则考证皇父实被冤枉。周幽王死后,郑桓公最终仍护主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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