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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 · 第二节

《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第二节

本节讨论《春秋》的书写体例与起笔之谜。传统认为史官有记言、记事两套传统,《春秋》属记事一体,故文辞简约,后人为解释它及其三传反而著述繁多。

本节讨论《春秋》的书写体例与起笔之谜。传统认为史官有记言、记事两套传统,《春秋》属记事一体,故文辞简约,后人为解释它及其三传反而著述繁多。

关于《春秋》为何始于鲁隐公元年,杜预认为隐公与东周开创者周平王时代相近,且为周公之后,故此开端意在"会成王义",使《春秋》成为可供后世天子学习的王者之法;孔颖达进而强调其教育意义大于史料价值。这种重意识形态轻客观史实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但作者指出,周平王东迁时鲁国在位的是鲁孝公,若依杜预之理,始于周平王元年或鲁惠公元年更为合理,且王树民也从时代、世系、让国三方面质疑杜说。

《公羊传》给出朴素解释:隐公时代是孔子祖父辈传闻可及的上限,此前文献不足。汉代经师则喜欢在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等数字上附会深意,王充《论衡》记录并辩难了这类说法,认为多属求之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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