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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 · 第十三节

《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第十三节

汉代谶纬兴起,人们把自己的新书附会为圣人之作,与经书相对应,神秘主义成为时代风尚,官方也要求以谶纬解经。

汉代谶纬兴起,人们把自己的新书附会为圣人之作,与经书相对应,神秘主义成为时代风尚,官方也要求以谶纬解经。谶纬与儒家合流,掀起造神运动:纬书称孔子之母梦与黑帝神交而生孔子于空桑,孔子遂成"玄圣",受命于天。圣人感天生还是父母生,成为今古文经学的重要争论。《史记》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本是周代正当风俗,汉人借此造神,唐人司马贞则曲意弥合,释为老夫少妻不合礼数。

经学神学化赋予儒者神圣使命感,董仲舒与何休同为两汉公羊学大师,评价却迥异。董仲舒深得孔子心法;何休则被苏轼等人斥为公羊罪人,其"五始""三科"等名目皆属私意发明,《公羊传》中并无。但何休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并非描述历史,而是勾勒循序渐进的乌托邦,意在使沦为章句考据之学的经学恢复政治哲学身份。今文家以孔子为政治家、主维新,古文家以孔子为史学家、主复古,两派都能从经典中找到依据。后人对何休的褒贬,往往取决于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苏轼属旧党,主张奉天法古,故不满何休;王安石变法则近于三世维新之旨。

清代中后期公羊学复兴,常州学派以公羊义理遍注群经。康有为阐发"三世说",把升平世、太平世与小康、大同相连,颠倒了《礼记·礼运》中大同在前、小康在后的次序,使复古观念变为改良主义。这种明大义而不拘小节、通经致用的学风,正是今文传统与何休一脉相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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