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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 · 第三节

《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第三节

本节讨论《春秋》为何始于鲁隐公("始隐"问题)的历代解释。

本节讨论《春秋》为何始于鲁隐公("始隐"问题)的历代解释。

唐代啖助指出"三传"对孔子修《春秋》的动机说法不一:《左传》家认为是秉承周公之志匡正周礼,公羊家主张"黜周王鲁",穀梁家则认为是为褒贬定邪正,后两说源于孟子。

宋代"尊王攘夷"成风,孙复认为始隐是因为周平王去世、天下无王,徐树丕、苏轼进而归咎于周平王东迁;清代郭嵩焘上承此说。但作者指出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鲁隐公并非平王东迁后鲁国首位新君,其父鲁惠公才是。何焯以隐公被乱臣所害作解,属主观臆测;沈括据《史记》发现啖助、赵匡《纂例》中"惠公二年,平王东迁"的小注可弥合矛盾,但此说与《史记》不符,来源不明,存疑。赵鹏飞则强调《春秋》为周而作,始隐只是表象。

顾炎武另辟蹊径:据《左传》韩宣子访鲁的记载,鲁国本有国史,惠公以前档案完好,孔子"述而不作";隐公以后史官散乱,孔子才动手编修,即"作《春秋》"。此说既解答始隐问题,又调和了"述而不作"与"作《春秋》"的矛盾——"作"可解为"兴起"或"削",未必是"创作"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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