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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 · 第二十五节

《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十五节

本节论述仪式对人的心理暗示与约束作用,即所谓“仪式力量”。

本节论述仪式对人的心理暗示与约束作用,即所谓“仪式力量”。作者以统一着装的窗口职员与个性张扬的创意行业、日本明治维新改穿西服以求人心之变等例子说明,外在形式会反过来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这与古代周礼以服色等级规范人是一脉相承的。仪式还起着“提醒者”的作用,尼采指出疼痛与牺牲是维持记忆最有力的手段,故而会盟中的割牛耳、歃血乃至文身都属此传统;涂尔干则说明,仪式通过反复唤起情感来建立信仰的心理倾向,其作用不在于论证教条,而在于影响精神状态——这正可解释孔子、荀子对鬼神与仪式看似矛盾的态度,形式之中自含深意。仪式越正式复杂,力量越大;而从“结言而退”发展到歃血为盟,据爱德华·罗斯的分析,正源于社会规模扩大、层级分化与好战贵族阶层的兴盛。这种约束力的来源,还可从涂尔干的集体情感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两方面推测。

然而在社会变革、利益驱动面前,这些心灵堤坝往往被冲垮,只要出现一个获益的背信者,便可能引发连锁崩坏。鲁隐公与邾仪父的蔑地之盟七年后即告撕毁,春秋诸盟多遭同样命运。周天子名存实亡,国际盟约“上边没人”,毁约者反而得利,只剩下赤裸的利益。对此,霍布斯提出办法:众人让渡自然权利、推选一个拥有最高裁定权的主权者,否则无主权者即无法律、无和平;约翰·麦克里兰据此指出,缺乏万能的国际主权者,国际法与国联之类组织终究是空文。这仿佛在为秦始皇张目,但统一与分裂各有其死法,未必泾渭分明。在春秋,霸主的出现便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超主权者的职能,会盟由此形成有主有从的局面;大秦一统后才真正以唯一主权者解决了这一问题。作者最后提到,道德家与宗教人士寄望于鬼神充当超主权者,而西田几多郎对“真正的”宗教信仰提出了严苛标准:凡为今世利益、来生福报或自身安心而祈祷者,都不过是利己心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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