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 · 第三十节
《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第三十节
本节质疑《诗经》中对郑国的两种相反解读:《毛诗序》称郑国为仁义之师,而《诗经原始》等则认为郐国的惨状正是郑国侵略所致,二者构成两难。
本节质疑《诗经》中对郑国的两种相反解读:《毛诗序》称郑国为仁义之师,而《诗经原始》等则认为郐国的惨状正是郑国侵略所致,二者构成两难。进而质疑《国语》所载史伯预言的可信度——密谈如何被记录、预言过于精准,吴莱认为这可能是后人以今度古的虚构;黄震则从道德上发问,齐楚秦之兴究竟是祖德还是时势。《韩非子》更记载了郑武公杀臣欺胡、郑桓公设坛诱杀郐国贤哲的阴谋,使郑国君主从深谋远虑者变为处心积虑者,同一特质在不同情境下意义转移,形成好坏之别。史料真伪与冲突难以判定,刘知几曾感叹考古发现能破除盲信,却遭浦起龙驳斥。
随后转入“理”的层面:朱熹指出郑国东迁反映周王室土地短缺、封建积弊,郡县制由此萌芽。郑武公虽奠定基业,却因地居中原、四面强邻而留下祸根,郑国后来沦为晋楚争霸的夹板。新郑开发中,郑人与殷商后裔订盟共处,商人地位日高,“商人”一词由此而来,政治与商业分离成为郑国立国之本,也促成郑风的独特开放。最后借亚里士多德之问探讨国家认同:东迁后疆域全变的郑国是否还是原来的郑国?以及疆域不变、人口更替若干代后,城邦是否仍是原来的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