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 · 第十二节
《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第十二节
董仲舒解释《春秋》笔法,认为孔子对越近的世代批评越委婉:昭公时的雩祭隐晦其辞,文公时子赤之死不记日期以示哀痛,庄公时子般之死则记下日期,因年代久远情感已淡。
董仲舒解释《春秋》笔法,认为孔子对越近的世代批评越委婉:昭公时的雩祭隐晦其辞,文公时子赤之死不记日期以示哀痛,庄公时子般之死则记下日期,因年代久远情感已淡。这实为董仲舒借诠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三传对此记载并不一致。
何休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世说":传闻之世重内别外,所闻之世讲华夷之辨,所见之世天下太平,只需"崇仁义,讥二名"。讥二名即反对双字名,王莽曾据此严令单名,影响波及三国人物。但公羊家"二名非礼"之说有散宜生、苏忿生等双字名贤臣为反证,何休辩称定哀之世无恶可贬才讥二名。三世说在事实层面站不住脚,却在义理层面有其政治意义,梁启超晚清即借此重新阐释夷夏之辨,强调文化政俗而非种族地域。
经学本质是政治哲学,需统一经义标准。孔子诛少正卯被视为处理异端的范例,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今文经学统一分歧,编成《白虎通义》。但统一后学术辩难失去必要,章句训诂之学抬头,政治味渐淡。同时官学一统也催生了谶纬神秘主义,独尊儒术后思想家立言只能依附于儒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