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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 · 第七十三节

《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第七十三节

本节讨论领袖心理史学研究的预测局限、方法论问题与关键要素。

本节讨论领袖心理史学研究的预测局限、方法论问题与关键要素。

纵向研究表明,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趋于稳定,可作群体预测,但无法预测个体未来表现,因此无法对特定领袖下判断。作者认为格林布拉特提出由多学科委员会裁定总统候选人是否合格的建议是荒谬的;并以1964年精神病学家对戈德华特的问卷调查为例,说明在未采访对象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既不道德也不可靠。作者强调,研究者难以对研究对象保持客观,容易受崇拜或厌恶等个人情感影响,举例了弗洛伊德与威尔逊、布罗迪与尼克松等研究。因此,领袖研究须与追随者及社会心理背景结合。

为此,作者提出六项基本前提:研究在任领袖须置于社会政治与追随者关系框架内;研究者应避免研究怀有强烈负面情感的对象;评判领袖天赋需经足够时间检验;采访资料须兼顾爱、恨与中立各方;既研究肯尼迪、希特勒等受关注的领袖,也须收集艾森豪威尔、杜鲁门等平庸领袖的资料;采访须建立“研究同盟”以减少受访者迎合、掩饰等对资料的歪曲,并避免陷入治疗关系。

最后,作者归纳领袖的三个理论层面:弗洛伊德强调早年经历对成年行为的影响,埃里克森提出领袖以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个人问题,科胡特补充了自恋的发展维度;作者再补充当下经验、压力应对与学习能力这一层面,指出训练营表现最佳者未必在实战中最佳,正如历史记录优秀的领袖就职后未必有效。关于关键要素,作者认为领袖多希望留下个人印记,成功渡过危机者更受推崇;危机能诱发领袖魅力,简化复杂社会、促成群体退行,使领袖获得魅力,而稳定繁荣的社会则缺乏极具魅力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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