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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 · 第四十七节

《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第四十七节

威廉把国家视为有感情的个人,认为外交政策是国民性格的感情表达,因而常把对国家的冒犯等同于对自己的侮辱。

威廉把国家视为有感情的个人,认为外交政策是国民性格的感情表达,因而常把对国家的冒犯等同于对自己的侮辱。1899年他向张伯伦建议英国人应对敏感的德国人多加礼让;1897年德传教士在中国遇害,他下令残暴报复;1902年威尔士王子访德计划可能取消,他威胁召回驻英大使。这种个人化的政治观使德国臣民也把皇帝当作国家化身,用情感语言而非理性利益来理解政治。

由此,德国外交政策呈被动反应特征:受辱即愤怒,继而以戏剧性举措挽回颜面。1900年凯特勒在义和团起义中遇害,威廉要求德军领导联军"把北京夷为平地",但事态迅速平息,他转而痛骂俄英"背叛",甚至要与他一向鄙视的日本缔结同盟,被乌伦伯格劝阻。其统治时期的内外政策因此充满危机、丑闻与突然转向,缺乏长远纲领,令别国既不信任又畏惧;爱德华·格雷讥其如无舵之战舰。

威廉还把凝聚德国视为使命,因他无法在心理上将自己与德国分开。1888年登基时德国立国仅17年,内部充满中央与地方、普鲁士与南部、新教与天主教、东西部经济等多重紧张。他强调自己"德国皇帝"的首要身份(区别于视己为普鲁士国王的祖父),歌颂1870—1871年胜法之役,把威廉一世塑造为帝国象征,甚至为百年诞辰的意义与首相霍亨洛争执。他借渲染德国被"包围"的危机感、扩充军备来团结国民,尤其把海军建设视为融合南北、宗教、阶级的制度,因为海军只由皇帝一人统率,是帝国统一的活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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