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第五十六节
本节先以惠特拉姆为例,说明自恋型领袖如何成为追随者认同的焦点:怀有委屈或专业技能的人士通过与其认同,相信能把自己的贡献纳入整体事业;亲密追随者借此摆脱个人局限感……
本节先以惠特拉姆为例,说明自恋型领袖如何成为追随者认同的焦点:怀有委屈或专业技能的人士通过与其认同,相信能把自己的贡献纳入整体事业;亲密追随者借此摆脱个人局限感,而广大观众则像看戏剧一样,借认同领袖实现成为英雄的愿望。追随者与领袖共享骄傲,领袖也因众人的追捧确证自身伟大,但这种认同暗含敌意——当领袖不受限制地满足自恋而他人必须克制时,憎恶便被唤起,人们会以夸张的赞美将他推向鲁莽的自我毁灭。人们既指望领袖表达不满、重建目的感,又要求他们处理琐碎的管理问题,一旦失望便加以惩罚。因此,成就惠特拉姆的力量本身也埋着失败的种子;权力意志源于全能幻想,领袖常错以为自己能独自掌控一切。
随后转入对阿以冲突的研究。引言借萨达特1977年对以色列议会的讲话(称冲突七成是心理障碍)和科胡特关于适应变革的论述,说明本章将用三种模型——国民性格模型、精神病理学模型、自我系统模型——分析社会环境、领袖与追随者的互动,其中国民性格模型作用于政治制度与和平进程的环境,后两者更直接地理解领袖及其追随者。
接着回顾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历史关系:双方数千年间相对和平、彼此尊重,教义均允许友好相处,如15世纪犹太人受奥斯曼土耳其欢迎、1901年赫茨尔受土耳其苏丹礼遇、谢里夫·费萨尔与犹太首领会晤并称双方为表亲。作者指出,把冲突归为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争并不成立——以色列与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关系良好,埃及也已基本正常化;两教教义本身不含冲突要素,冲突基础随民族主义、宗教、种族、阶级等因素不断变迁。最后简述国民性格模型:它把文化中个体心理普遍化以概括“典型”人物,相关研究多针对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则很少,可能因为西方学者觉得阿拉伯世界更神秘、惯常方法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