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 · 第四十三节
《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第四十三节
威廉二世因早年缺少稳定的看护关系,未能建立内在的自尊与安全感,只能依靠外在的“自我客体”来确立雄心与理想。
威廉二世因早年缺少稳定的看护关系,未能建立内在的自尊与安全感,只能依靠外在的“自我客体”来确立雄心与理想。这使他的自我缺乏统一,却也赋予他灵活适应环境的能力——他像一个高超的演员,通过扮演能带来认可的角色来完成自己,只有在感到被肯定时才觉得和谐。
他对抚慰的渴望表现为强烈的自大:辞藻华丽的讲话、频繁出行,以及始终环绕身边的一小群贵族扈从。这些人明白自己的作用就是提供心理支持,通过赞美和遵从来加固他脆弱的自尊,同时借他施加政治影响。比洛和乌伦伯格都看出,他的傲慢是在掩饰深藏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病态自恋,构成了他的历史意义。
与俾斯麦“政治即理性追求国家利益”的信条相反,威廉登基后,德国政治转向象征性运作,领袖风格变为注重公众舆论与个人形象。他每天阅读大量剪报并批注,把重大外交变化归咎于或寄望于媒体,认为决定国家走向的是舆论而非政策本身。顾问们对此不解,但他坚持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