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 · 第二十七节
《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第二十七节
本节论述19世纪30至50年代美国废奴运动如何从和平绥靖转向崇尚暴力,并以此说明群体恐惧与怀疑如何扩散、动摇固有信念。
本节论述19世纪30至50年代美国废奴运动如何从和平绥靖转向崇尚暴力,并以此说明群体恐惧与怀疑如何扩散、动摇固有信念。
废奴运动初期以道德说教推动改革,主张和平。但废奴主义者未解决"自卫是否可接受暴力"的问题:编辑伊莱贾·洛夫乔伊的印刷机屡被捣毁,他持枪自卫,混战中身亡。多数人认可其自卫,仅萨拉·格里姆科等少数人反对。此后南方奴隶制力量日益强大,废奴主义者深感挫折,自1848年起内部失去凝聚力,转而认可暴力是废奴的唯一手段。约翰·布朗1856年袭击亲奴隶制拓荒者,1859年突袭哈珀斯费里军械库,为南北战争埋下伏笔;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劝阻布朗,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却为之叫好。
作者借用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症状会扩散的理论,指出群体层面的恐惧、猜疑也会蔓延:废奴主义者变得好斗,南方白人则感到自身生活方式遭攻击、恐惧奴隶起义。南方保守理论家乔治·菲茨休嘲讽废奴主义者,南方将林肯视为毁灭南方的阴谋分子,林肯1860年当选后南卡罗莱纳等州相继退出联邦;南方还攻击调和派的斯蒂芬·道格拉斯。
作者继而以科胡特所论"患者I先生"的孤立自大狂为例,说明脆弱自我以自大自夸自我保护;群体亦然,绝对正确的信念可凝聚分裂的群体自我。19世纪50年代美国各派普遍强化自我正确感,林肯即由1854年同情南方立场,转为援引《独立宣言》原则、以坚定口吻强调自身道德与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