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 · 第三节
《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第三节
本节指出,弗洛伊德的《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虽含假想成分,其影响力却不断扩大。
本节指出,弗洛伊德的《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虽含假想成分,其影响力却不断扩大。人们更看重其观察角度与方法,即把历史人物无意识泄露的零散痕迹收集拼合,复原其本人都未必承认的面貌;而“潜意识”一旦被确认,便已转为意识。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劳埃德·德莫斯主张心理历史学为独立学科,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是人的心理,该学科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时期记流水账,并创办了两种相关刊物。此后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三部心理传记学理论方法著作,推动该领域规范化。K.哈里森总结了衡量心理传记优劣的指标:好的应具备说服力、叙事自然导出结论、综合性、资料融合、能澄清疑难、逻辑合理、与证据连贯;差的表现为病理化诊断、孤立案例、人为虚构、化约主义、使用无实验支持的理论、结论先于证据。自弗洛伊德以来,特曼、斯金纳、埃里克森、马斯洛等众多学者的研究持续推动了这一领域。
接着本节探讨心理传记学的意义:在唯科学主义主导的现代认知框架中,精神生命领域被边缘化,人被简化为物质消费的物种或蛋白质堆积物,这印证了韦伯关于“专家没有灵魂”的预言。因此要追问精神分析除诊断外能否带来启示。作者认为心理传记学属精英史,但只适合那些改变了人们认知方式、触及人类精神奥秘、以独特洞察力改变人类精神构成的人物,即广义的克里斯玛式“离经叛道者”(如摩西、苏格拉底、老子、牛顿、鲁迅等)。这类人物往往经历Gnosis式的顿悟,其精神遗产深刻渗入后世思想,属于不可复制的“一次性造物”,因此心理传记学把澄清难解现象视为最有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