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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 · 第四十四节

《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第四十四节

威廉二世意识到必须做一名关注臣民需求的“现代皇帝”,并认为公众舆论和媒体对政治至关重要。

威廉二世意识到必须做一名关注臣民需求的“现代皇帝”,并认为公众舆论和媒体对政治至关重要。这种认识源于他病态的自恋:他缺乏清晰连贯的内在目标,无法独立形成观点,只能像铁锉屑依附磁场那样,通过媒体反映的公众舆论来调整态度、安排活动。他大量阅读报纸,在文章边角写满评论,其观点多是对媒体报道的直接回应;他的许多电报和信函本质上是与他人谈话的叙述。对他而言,公众舆论的主要职能是像扈从一样提供外在肯定——群众的欢呼能让他极度兴奋,他受到英国舆论赞赏时便推行亲英政策。1909年5月,他在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抱怨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后媒体对他大肆攻击,一面声称自己完全不理会报纸闲言,一面又强调必须密切关注、纠正和抵制舆论。这暴露了他作为绝对君主的困境:理论上只对上帝负责,实际上领袖地位取决于臣民的看法,既需维持绝对自信的表面,又深受媒体影响。

作者指出,人人需要他人反馈,但威廉的不同在于需求过量,完全被公众反应摆布:受赞美便兴高采烈,遭批评便气馁痛苦。公众谴责与他执政期间的多次“精神崩溃”直接相关——1908年10月末《每日镜报》采访文章引发国内哗然、帝国国会要求限制其言行;1897年1月他在勃兰登堡全国饮食节上讲话遭严厉批评后精神崩溃。他把国民的负面反馈视为对其引以为傲之物的蔑视。而公众舆论本身难以定义,他只能通过媒体中介感受民意,读到的只是报纸观点;他本人也对不实报道极为恼怒,王室骑兵队长齐德利兹·特鲁施勒1904年日记即有记载。加之当时德国意见严重分歧、民众情绪频繁剧变,他所依赖的自我客体本身不统一,导致他目标混乱、政策屡次草率改变,且扈从亲友与公众舆论把他推向不同方向。

尽管如此,威廉表现出操纵舆论的兴趣与技巧。他试图通过媒体控制德国人的感情和观念,让公众接受他的政策,从而降低对国民的依赖、加强政治权威,缓解情感上的无助与脆弱。由此,他逐渐形成一种象征性的领袖风格:当代性胜于传统性,宣传效果大于王朝荣耀,适合现代民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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