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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 · 第十七节

《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第十七节

心理史学的影响面极广,甚至在公开批评它的人身上也能看到。

心理史学的影响面极广,甚至在公开批评它的人身上也能看到。戴维·斯坦纳德在《萎缩的历史》中猛烈抨击心理史学,指责其研究者对事实漫不经心、扭曲逻辑、对理论有效性不负责任,并认为根源在于精神分析学本身缺乏科学基础。心理史家对此反应愤慨,但斯坦纳德自己1977年的著作《清教徒式死亡》却把心理学敏锐地用于分析清教徒的儿童观、葬礼习俗等,脚注中大量引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文献,包括他所批评的心理史学家。加里·威尔斯同样公开嘲讽心理史学是“心理废话”,但他1968年的《竞技者尼克松》却对尼克松的人格作了深入的心理分析,并系统探讨了领袖与追随者的联系。

历史学家在使用心理学时往往带着“童贞的歉意”,或干脆凭直觉猜测人物心理。如弗莱克斯纳写华盛顿、费伦巴克尔写林肯时,都以常识和想象代替证据;而罗伯特·韦特分析希特勒时则坦诚地转入心理学研究,态度更为谦恭。

劳埃德·德茅斯及其追随者是心理史学被滥用的典型。他们常夸大观点,如把童年史研究说成重大“发现”;又系统搜罗毫无根据的引证,如从卡特自传中描写母亲篇幅较少便推断他对母亲有“被压抑的愤怒”,再从其母亲的疏远直接跳到卡特的总统作风。德茅斯自称的“幻想分析”方法甚至预言1979年美国将介入大规模战争。根本问题在于,他们对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都只是一知半解,理论上信奉克莱因学派却无法用事实证明其观点,对历史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心理史学既无优于也无劣于历史学之处,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具备叙事感和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评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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