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之谜》第十一章：推理为何存有偏见

本章探讨推理为何存在偏见。作者指出，检验关于理性功能的假设不必依赖考古或遗传数据，而可像研究器官功能一样，考察其特点是否契合所假定的功能。

本章探讨推理为何存在偏见。作者指出，检验关于理性功能的假设不必依赖考古或遗传数据，而可像研究器官功能一样，考察其特点是否契合所假定的功能。作者以两获诺贝尔奖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为例：他与外科医生伊万·卡梅伦合作推广维生素C治癌，面对梅约诊所严格的否定性试验，鲍林不作客观评估，而是不断挑剔试验缺陷，并在其文章中将该试验列为唯一不符合有效性标准的例外，其推理明显基于挑选过的证据。

作者区分了两类偏见：第一类源于认知加工成本，人们使用启发法（如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可得性启发法）虽会出错但省力且常有效；第二类源于错误代价的不对称，如英格斯和奇卡的机器蜘蛛实验所示，熊蜂宁可多犯假阳性错误也要避免漏掉隐藏的蟹蛛。作者进一步论证，认知机制重在预测未来，理应格外关注与期待相悖的信息，这也与格罗斯泰斯特、培根、波普尔强调证伪的学术传统一致。

然而，沃森选择任务等实验揭示了“证实偏见”：人们只找支撑自己直觉选择的理由。库恩、孔达、塔伯和洛奇等人的实验进一步表明，人们难以给出反对自身观点的论据，知识越丰富偏见越强，作者据此将其重新界定为“自我中心偏见”。这一偏见对唯理智理论构成挑战，把它归咎于直觉也难以成立，因为直觉反而更关注意外信息。最后，作者借西塞罗论演说术与工程师协作的例子说明，自我中心偏见如同律师为委托人辩护，是为说服他人而分配认知劳动的方式，符合互动理论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