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第三十节

本节先驳斥为美化杜甫之死而否定“牛酒致死”的做法。作者指出，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在耒阳诗后所收六首诗，被编者用来证明杜甫北归途中病故……

本节先驳斥为美化杜甫之死而否定“牛酒致死”的做法。作者指出，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在耒阳诗后所收六首诗，被编者用来证明杜甫北归途中病故，但逐一检讨皆有问题：《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等应作于大历四年，诗中不言臧玠之乱可证；《过洞庭湖》情调昂扬，非杜甫晚年之作；《长沙送李十一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中的“秋”“暑”“霜”只是年头的修辞，不能据以断定作于大历五年秋。故这些诗不能推翻杜甫死于耒阳牛酒之说，而牛酒致死有史籍记载且可用腐肉中毒说明，并非荒诞。

随后转述杜甫与严武的关系。二人因房琯案同受牵连，严武仕途顺利，杜甫则沉沦下僚。乾元二年杜甫到成都，上元二年严武任剑南节度使，对杜甫多有照应；宝应元年严武被召回京，杜甫送至绵州，二人诗书往来情谊深厚。严武走后杜甫移居梓州，与刺史章彝交往密切，写下十一首相关诗作。章彝是严武旧部，留守期间飞扬跋扈，如《冬狩行》写其冬猎规模之大，时值吐蕃攻入长安、代宗出奔，杜甫在诗中既恭维又微讽；《山寺》写章彝扈从之盛、山寺破败，杜甫以“以兹抚士卒”等句似颂似刺，措辞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