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 · 第二十二节
《李白与杜甫》第二十二节
本节先驳斥傅庾生以“伤心丽”三字判定杜甫《丽人行》是讽刺的说法,指出“伤心”只是“要命”的意思,不能由此推出诗是刺而非颂。
本节先驳斥傅庾生以“伤心丽”三字判定杜甫《丽人行》是讽刺的说法,指出“伤心”只是“要命”的意思,不能由此推出诗是刺而非颂。接着讨论杜甫对陶渊明的态度:杜甫虽将陶与谢灵运并举,却在《遣兴五首》中批评陶渊明牵挂儿子、未能达道;陶渊明自称陶唐氏后人,与杜氏同祖,但杜甫诗文中从未承认这层关系,也未提及陶侃。作者认为陶侃本是溪族,陶渊明自附尧后出于假冒,而杜甫不认同族恰恰暴露其门阀观念和庸俗更甚于陶。
随后转入杜甫的求仕经历。唐代士人做官主要靠考试、直接上书皇帝、请人推荐三条路,杜甫三条都走过。他两次应试均落第,从此终身未中进士;三次向皇帝献赋(《雕赋》《三大礼赋》《封西岳赋》)都没有结果,表文中极力夸大自己的贫困,与《壮游》所述优游生活自相矛盾,进《封西岳赋》时还阿谀杨国忠。他又频繁写长诗恳求韦济、鲜于仲通、哥舒翰、张垍等人荐举,把自己说得可怜,把对方捧上天,甚至不择对象——韦济曾以骗子道士逢迎玄宗,鲜于仲通是逼反南诏的败将,哥舒翰后来投降安禄山,杜甫却分别称他们为“异才”“麒麟阁第一人”,李白对哥舒翰的态度则显然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