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第二十六节

本节论述杜甫“抑屈扬宋”的倾向。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咏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五处古迹，却对附近的屈原宅不置一词，反视宋玉为“师”，对宋玉故宅向往至深。

本节论述杜甫“抑屈扬宋”的倾向。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咏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五处古迹，却对附近的屈原宅不置一词，反视宋玉为“师”，对宋玉故宅向往至深。作者认为这源于杜甫森严的封建忠君意识，他继承班固、颜之推贬屈的传统，推崇宋玉《九辩》中那种不敢忘君、不敢言君过的忠顺方式，即韩愈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屈原以及赞扬屈原的贾谊、司马迁、李白都不合此标准，这也是杜甫晚年与李白隔阂的根源。屈宋并举不过是相对抬高宋玉。作者并纠正旧注，指出《地隅》中“悲凉楚大夫”专指宋玉而非屈原，因宋玉官至大夫，且以悲秋著称，杜甫诗中屡言“宋玉悲”。

继而作者驳斥新旧研究者抹杀杜甫佛道信仰的说法。杜甫早于天宝三年结识李白前即有求仙访道之志，二十岁南游便准备浮海寻仙，晚年《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仍坚信葛洪尸解成仙，自己因丹砂无成而痛哭，其道教迷信至死未改，甚于晚年觉醒的李白。作者按年代列举杜甫诗中十余处寻丹砂、采灵芝、慕葛洪王乔的例证，证明其追求贯穿一生。作者指出，李白杜甫的求仙访道实受时代影响：唐朝尊老子为祖，唐玄宗崇信道教，王维、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及各类艺术家皆然。杜甫以济世自任，又因朝廷重道，且曾因献《三大礼赋》受玄宗赏识而引以为荣，故诗中屡颂道教与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