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第二十八节

本节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在国际安全合作上的失败，指出根源在于双方在目标、方法和不安全来源上的根本分歧：西方视民主化为稳定关键……

本节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在国际安全合作上的失败，指出根源在于双方在目标、方法和不安全来源上的根本分歧：西方视民主化为稳定关键，克里姆林宫则把地方专制当作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屏障。莫斯科倾向于操纵邻国冲突以维持影响力，例如借阿布哈兹、南奥塞梯问题牵制格鲁吉亚入约，近期乌克兰危机也表明它优先选择施加影响而非保障安全。在中亚，俄罗斯一面支持美国的北方配送网络，一面施压吉尔吉斯斯坦收回玛纳斯基地，一面称赞阿富汗合作又批评撤军期限，2013年还以终止毒品监控协议报复《马格尼茨基法案》。这些由本能和机会主义驱动的零散行动缺乏连贯性，普京虽擅长指摘西方在叙利亚、乌克兰的政策缺陷，但俄罗斯对国际安全的实际贡献有限。

在超国家规范层面，俄罗斯形式上认可《联合国宪章》等普遍准则，实践中却依四大原则行事。其一为反对道德干预，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观和对90年代西方干涉的积怨，1995年波斯尼亚、1999年科索沃、2003年伊拉克及对米洛舍维奇、萨达姆、伊朗的制裁上均持反对立场；利比亚问题上它以弃权换取配合姿态，但随即借以指控北约越权、借“阿拉伯之春”证明西方虚伪，并警告叙利亚若阿萨德倒台将重演乱局。其二为“国际法至上”，其内涵是国际法规范大国关系、不干涉内政，除非安理会批准或涉及自身利益，这既服务于防止“阿拉伯之春”蔓延的国内需要，也借安理会机制制衡美国。其三为有限主权，面对吞并克里米亚与干涉乌克兰东部的矛盾，莫斯科或全盘否认干预，或以乌克兰并非“真正”国家为由，援引勃列日涅夫式有限主权概念，主张兄弟国家的保护义务凌驾于国际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