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第十一节

本节主要论述民族主义、宗教、公共习俗在普京外交政策中的工具性地位，并归纳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四个本土因素。

本节主要论述民族主义、宗教、公共习俗在普京外交政策中的工具性地位，并归纳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四个本土因素。

自2011年底起，普京为回应抗议并重塑合法性，转向民族主义路线，滋养反西方情绪，乌克兰危机即体现这种论调。但他有选择地使用这一资源，只允许其服务于政治控制与地缘影响力，不允许其失控：他创建的“罗迪纳”政党与青年组织“纳什”在完成选举动员等任务后均被解散或边缘化。同样，他对非法移民的强硬表态、对克里米亚问题的立场转变、对美国态度的软硬交替，都视现实需要而定。宗教与公共习俗亦是如此：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为其代表）只是克里姆林宫争取保守群体、对抗西方的合法化工具，对决策影响甚微；“造反猫咪”乐队案等公共习俗事件也被用来压制异议、抹黑反对者。

最后，作者归纳出决定俄罗斯外交的四个本土因素：个体执行者（普京个人至上、层层复制的模式）、政治文化（地理历史塑造的多重身份与不安全感，但“国家利益”更多是合法化策略而非决策基础）、政治经济利益（始终居首，如捍卫“俄气”实为维护寻租精英）、以及事件（如2009年经济衰退、2011—2012年抗议，不可控却影响巨大）。四者相互关联，使俄罗斯难以推行新型外交，变革更可能来自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