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第五十二节

哥伦布随身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出航，把寻找蒙古大汗当作目标，到达古巴后仍以为大汗领地就在附近；因找不到蒙古人，他把遇见的美洲土著称作“印第安人”。

哥伦布随身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出航，把寻找蒙古大汗当作目标，到达古巴后仍以为大汗领地就在附近；因找不到蒙古人，他把遇见的美洲土著称作“印第安人”。

18世纪启蒙运动转向反亚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斥蒙古人为“世界上最奇怪的民族”，把摧毁希腊、波斯文明的罪责归于他们，断言亚洲只有奴役。伏尔泰改编元杂剧《赵氏孤儿》为《中国孤儿》，把成吉思汗写成残暴无知的恶人，实则借以影射法国国王；剧作以成吉思汗的忏悔收尾，开启了近代对蒙古人的诅咒。乔万尼·卡斯蒂也借蒙古人讽刺供养自己的君王，其歌剧《忽必烈》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禁。

科学家把这种偏见“科学化”：博物学家浦丰把蒙古人描述为丑陋的职业强盗；布鲁门巴赫依头颅、肤色等特征创立人类分类，把亚洲人统归“蒙古人种”；钱伯斯称白种人为最高级人种，蒙古人只是发育不良的婴儿。此后，智障儿童被归入“蒙古人种”，医生唐等人称其成因是乱伦、遗传返祖，甚至归咎于13世纪蒙古人强奸白种妇女留下的基因；寇拉克沈克在《我们中间的蒙古人》中主张智障者属单独人种，应被驱逐。这些理论为“黄祸”论提供依据，针对拒绝殖民的中国和日本。索洛维耶夫1894年的诗《泛蒙古主义》把中日威胁比作成吉思汗时代的东侵，警告“泛蒙古主义”将席卷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