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第四十七节

为保障陆海贸易通道，蒙古人持续清剿海盗与劫掠者，贸易路线因此十分安全。

为保障陆海贸易通道，蒙古人持续清剿海盗与劫掠者，贸易路线因此十分安全。新商路使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恢复，也为中国制造业带来机遇。蒙古皇族控制欧亚商品却依赖商人经营，他们从武士变为食利者，自身并无经商意愿。这与传统大相径庭：欧洲封建经济追求自给自足，鄙视商业；中华帝国长期抑商，商人地位仅高于盗贼。蒙古人则抬高商人地位，将其排在宗教与职业之上，儒家学者地位骤降。

蒙古人善于发现各地商品的跨区销售价值，推动中国工场为世界市场生产瓷器、丝绸，甚至为欧洲定制象牙宗教像。许多商品名称保留了贸易路线的痕迹，如绸缎源自泉州、锦缎源自大马士革。纸牌因轻便易携而流行，刺激了雕版印刷的发展。

与罗马等帝国强加自身文化不同，蒙古人较少改变被征服地区的建筑、语言和生活方式，而是将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应用于定居区，把翻译、医生、工匠等专业人员分配到各地。帝国没有单一首都，货物与人口持续流动。

忽必烈设立劝农司，鼓励农民因地制宜种植作物，并将茶叶、水稻推广到波斯等地，同时引入东南亚的三角犁。在波斯，蒙古人建立农业试验站，从中国引进种子、树苗，培育新品种，扩大了作物种类。他们还设立木棉提举司推广棉花种植，带动了相关工具与技术的革新。

为促进商品使用，蒙古人推动医学知识交流，引入波斯、阿拉伯医生，在中国建立医院与培训中心，又在波斯建立东西医学研究中心。波斯学者拉施特·哀丁刊印了中医学著作，中国脉诊因符合伊斯兰社会规范而在中东流行。

统一中国后，忽必烈设立司天监与印刷机构编制历法。由于帝国幅员辽阔、各文明历法体系差异巨大，协调时间对军事与物资调配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