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国学讲义 · 第三十一节
《章太炎国学讲义》第三十一节
本节论述纪传体与编年体史书的正统纪年问题及政书“三通”的得失。
本节论述纪传体与编年体史书的正统纪年问题及政书“三通”的得失。
编年史中,司马光《资治纲鉴》以陈亡之岁改立隋纪,虽受书法限制,尚属合理。朱熹《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其书实为弟子赵师渊代作,体例不纯,如误改典故、于扬雄特书“死”字,皆意在与司马光立异。后世陈桱《通鉴续编》仿《纲目》体例,为南明益王、卫王及西辽等存统纪年;清代帝王深恶此论,乾隆特谕否认元统可存,戴名世即因主张二王应称正统而遭祸。章氏认为,褒贬笔削之《春秋》笔法,孔子之后不可继作,编年史只应效法《通鉴》,不可效法《纲目》。
政书方面,杜佑《通典》综贯历代典章,体大思精,最当详究;马端临《文献通考》增益至二十四门,然多录议论、门类冗杂。郑樵《通志》二十略多本《通典》,其地理、六书、七音诸略纰谬甚多,本纪列传直抄原史。清代乾隆敕修《续通典》《续通考》《皇朝通典》等,既重复又名实不符,如仍言内阁掌票拟、给事中掌封驳,皆与清制不合;《皇朝通志》以满蒙回文强附六书之名,尤为可笑。章氏指出,清代政书唯《大清会典》少疵,诸续作叠床架屋,不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