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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 第四十八节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四十八节

海德格尔、德里达与福科都试图推进尼采的理性批判,前者以超越哲学的回忆思想、后者以反科学的历史学来超越人文科学,双方均使哲学与科学话语的有效性要求失效……

海德格尔、德里达与福科都试图推进尼采的理性批判,前者以超越哲学的回忆思想、后者以反科学的历史学来超越人文科学,双方均使哲学与科学话语的有效性要求失效,回到划时代的存在观念或话语构成原则,并一致认为世界视域或话语形态虽不断变化,却对其中出现的一切保持先验力量,由此排除了本体事件对本体论或话语构成条件的影响,双方在此分道扬镳。海德格尔把真实性的权威转移到世界视域的形成与转变中,以作为真实事件的存在历史概念,混合了无强制的有效性要求与命令式的权力要求;福科则对人文科学缺乏信心,借巴塔耶的异质性隔离思想,用知识考古学重建话语构成规则的基础,用谱系学从相互纠缠的权力实践中解释话语形态的起源,后期更把权力视为面对面冲突的解中心化网络,既具结构主义的先验综合意义,又具经验的自我捍卫意义,从而继承尼采的意识形态批判。福科的权力概念兼具先验与历史、唯名论与唯物论色彩,其历史写作既求博学实证又持反科学姿态,因而难掩概念歧义带来的矛盾;他转向权力理论,既有对1968年毛主义失望等政治背景,更源于完成《事物的秩序》等考古学著作后所面临的困境。《事物的秩序》考察现代知识型,指出文艺复兴受宇宙学世界观主宰,十七世纪理性主义则确立以有序符号系统为范式的秩序,语言成为透明媒介,词形成毫无色彩的网络以整理表象,人的自然与事物的自然被同等区分分析,但知识无法把表现过程自身囊括进去;福科借对委拉斯凯兹《宫娥》的阐释说明古典绘画空间无法呈现表现行为本身,画中无人能同时作为主体与客体,故十八世纪末以前并不存在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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