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启示录》第二十二节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济全面提升：外资在华投资获利，铁路矿山等产业归中国政府管理，中外贸易互利；民族资本年增长率在民国初年与外资持平，一战期间超过外资一倍以上；官僚资本受到遏制……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济全面提升：外资在华投资获利，铁路矿山等产业归中国政府管理，中外贸易互利；民族资本年增长率在民国初年与外资持平，一战期间超过外资一倍以上；官僚资本受到遏制，回归正常水平，各种经济成分均衡发展。这说明辛亥革命在社会经济层面具有意义，民生主义获得了进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理论建构在袁世凯的民国中荡然无存，从孙的立场看革命失败了；而袁世凯则认为自己是延续晚清立宪道路。武昌起义后，各方争执国家体制：立宪党人主张重回君主立宪，革命党人坚持共和，最终共和占上风，但民国随即出现严重的法统危机。

立宪党人长期推动清廷立宪，促成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光绪帝死后，弱势的摄政王与幼帝使皇权至上问题凸显，立宪党人发起国会请愿，迫使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至五年；但清廷同时收紧权力，成立13名阁员中9人来自皇室的皇族内阁，五个月无法撤销，成为武昌起义的重要原因。起义后，立宪党人逐渐转向支持共和，张謇、赵凤昌等人居间联络，促成南北和谈达成优待皇室、确立共和、由袁世凯出任新政府首脑的妥协。孙中山回国后经赵凤昌指点并多次赴惜阴堂请教，赵凤昌推荐熊希龄、张謇等人选，促成南京临时政府一周内成立，赵凤昌由此成为南方革命党倚重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