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启示录》第十二节

新军长期接受忠诚教育而非职业化教育，这使其既能忠于朝廷，也容易被革命思想渗透；同时清廷始终将新军用于国内政治而非对外战争，为武昌起义埋下种子。

新军长期接受忠诚教育而非职业化教育，这使其既能忠于朝廷，也容易被革命思想渗透；同时清廷始终将新军用于国内政治而非对外战争，为武昌起义埋下种子。武昌起义的性质是体制内抗争，目的是迫使清廷重回君主立宪轨道，而非一开始就以推翻帝制为目标。

引发起义的两个直接因素是：1911年5月8日成立的责任内阁中13名成员有9人来自皇族，汉人仅4人，被视为皇族收权；以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被民众视为与民争利。湖南最先爆发抗议，湖北反应更强烈，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赴京请愿，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激励民众。10月10日新军因意外爆炸发难，武昌战事仅一晚即告成功，汤化龙加入并把军事交给黎元洪，黎元洪犹豫数日后被迫入伙。湖北军政府表面宣布独立并继承清廷对外条约债务，实则是以高要价逼清廷在君主立宪和铁路国有上让步，愿与袁世凯谈判，没有非共和不可的底线。

清廷起初只派兵镇压，不回应两大焦点问题，反而激起更多起义：10月22日湖南、陕西新军光复，23日九江新军光复。10月26日朝廷革职盛宣怀、释放蒲殿俊等人，试图找替罪羊，但未触及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个根本问题。清廷本指望北洋六镇稳住局面，然而10月29日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蓝天蔚电奏朝廷，提出立即召集国会、改定宪法、赦免国事犯、皇族不得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等政纲十二条，即滦州兵谏，同属体制内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