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启示录》第五节

刘师培在上书中介绍了自己的家学与学术背景，承认早年受革命思想影响、沉迷明末史事而滋生排满情绪。

刘师培在上书中介绍了自己的家学与学术背景，承认早年受革命思想影响、沉迷明末史事而滋生排满情绪。但他并未检举革命党人，而是就清廷改革路径提出建议：认为中国早已走出封建时代，国情与欧洲、日本不同，问题不在政治民主化，而在执政者能否抑制豪强、关爱百姓；主张恢复民本传统，矫正新政偏重富国强兵的偏差，以百姓福祉为依归、轻徭薄赋。

作者指出，过去研究多把这些建议视为刘师培背叛革命、向清廷献策，这是革命者视角的结论。清朝历史已融入中华民族历史，刘师培回归主流社会，主要是因为朝廷主动变革、改良前景展现，他不愿再从事暴烈革命；能和平变革就不应选择暴力，但若统治者只是欺骗人民，仍应高举革命旗帜。

随后作者分析晚清十年的社会骚乱：1901年至1911年全国发生约一千三百起，远超传统中国数十年一次的农民起义。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外人在华办厂开矿，工业化、铁路与矿业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脱离土地，流民增多，社会冲突随之上升。新政与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自1906年起大规模回归主流，外界普遍看好中国将走君主立宪之路，但骚乱反而大幅增加。

原因是新政处处用钱而国库空虚，每兴一事必加租加税，民众负担超过临界点。地方政府与豪强借新政之名摊派收费、征收苛捐杂税，把朝廷的每一项举措变成敛财机会；新政越多，百姓负担越重。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即因豪强、劣绅与地方政府乘机牟利、不顾民死所致。地方豪强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地方政府是其靠山与分赃者，双方还把原本只有经济诉求的纷争扭曲成政治或反体制事件，以推卸责任。清廷因体制原因对地方与豪强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息事宁人便不深究，不尊重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使孤立骚乱相互激荡、秘密结社死灰复燃，最终成为反体制革命者可用的力量。体制内装聋作哑、往政治上拉，正中革命党人下怀，一千多起骚乱由此成为1911年政治巨变的背景。作者最后提到，九年预备立宪被缩短，引发为何不一步到位、次年即开国会的质疑，恶性政治循环由此找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