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第二十一节

傅山与戴廷栻的关系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艺术家—赞助人”模式。

傅山与戴廷栻的关系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艺术家—赞助人”模式。二人是三立书院同窗、遗民同志兼姻亲，关系多层：戴廷栻在经济上资助傅山并充当中介，傅山则为戴家收藏担任顾问，还为戴家人看病。傅山虽在经济上依赖对方，却拥有巨大的文化资本，双方基本平等，亦友亦师。

傅山对艺术创作始终占据主导，不会被赞助人或求书者左右，可见西方赞助人模式难以解释中国文人艺术的复杂互动。对那些不懂书法、只重名气的地方士绅和商人，傅山常应付以平庸之作并出言揶揄，有时因此得罪人，被指“好骂人”。但求书者并未实质影响傅山的美学取向：他的书法在清初两次转变——先受颜真卿影响（源于遗民忠于前朝的情怀），后于1660年代转向汉隶（受金石考据风尚推动），均非受书人所致。

结论部分指出，傅山清醒认识并善用文化资本。改朝换代未改变科举取士机制与社会文化结构，故其名望不降反升，成为汉族精英眼中的“文化贵族”。文化资本不同于政治权力和财富，不易随政权更替而丧失。傅山个案并非孤例：八大山人与徽州商人方士琯、篆刻家程邃与收藏家周亮工的交往，均属同类关系。拥有艺术才华之外的文化资本，正是文人艺术家与职业艺术家的主要区别。傅山留下的大量信札笔记，使研究者得以重构其日常生活与应酬策略，但清初多数文人艺术家经历相似，只是材料散佚。总之，文化资本的介入使文人艺术家与索求、购买、收藏其作品者之间的互动远比赞助人模式所设想的丰富，需要为艺术社会史寻找新的理论模式。